第十課    原君  

一、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黃宗羲                          雲中君   

  明清交替之際正是人類社會即將走進一個新里程的時期。此時的西方諸國開始了反對神權和王權的文藝復興運動和思想啟蒙;而中國也進入了一個社會發生劇變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中國,由於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官宦手中,國家賦稅沉重,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加深,農民暴動轟天烈地;而後金(滿清)的入侵和入主中原,又給中國增添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在這樣的時代,前前後後的一大批以天下為己任的傑出知識份子和思想人物,開始反思中國傳統政治和文化,多方探索中國的出路,並最終將鬥爭鋒芒直接指向了封建專制制度,這其中,黃宗羲是最早的和最為傑出的一位。

  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梨州,亦號南雷,浙江餘姚人。他的父親黃尊素為萬曆進士,天啟中為御史,是東林黨人,因彈劾魏忠賢而被削職歸籍,不久又下獄,受酷刑而死。十九歲的黃宗羲乃進京訟冤,並在公堂之上出錐擊傷主謀,追殺兇手,明思宗歎稱其為“忠臣孤子”。黃宗羲歸鄉後,即更加發憤讀書,“憤科舉之學錮人,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堂黃氏、絳雲樓錢氏,且建‘續鈔堂’於南雷,以承東發(疑係“林”字——筆者按)之緒”(《清史稿》480卷)。又從學於著名哲學家劉宗周,得蕺山之學。清軍入關後,黃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數百人組成“世忠營”參加反清戰鬥,達數年之久。失敗後返鄉閉門著述,清廷屢次詔征,皆辭免。

  黃宗羲多才博學,於經史百家及天文、算術、樂律以及釋、道無不研究。尤其在史學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議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學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最先從“民主”的立場來抨擊君主專制制度者,真堪稱是中國思想啟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訪錄》一書中。

  《明夷待訪錄》一書計十三篇。“明夷”本為卦名,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為“離下坤上”。“明”即是太陽(離),“夷”是損傷之意。從卦象上看,太陽處“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來臨的情況。這暗含作者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憤懣和指責,也是對太陽再度升起照臨天下的希盼。“待訪”是等待賢者來訪,讓此書成為後人之師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陽,亦稱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誅鋤”之解,又有“視之不見”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國之痛。該書通過抨擊“家天下”的專制君主制度,向世人傳遞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這在當時黑暗無比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原君》是《明夷待訪錄》的首篇。黃宗羲在開篇就闡述人類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他說設立君主的本來目的是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主,他的義務是首要的,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均見《原君》)。對君主“家天下”的行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黃宗羲明確地指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民之所以苦難不已,皆是君主“家天下”的結果:“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原君》),非常鮮明地把君主專制制度指為一切罪惡之根本。

  黃宗羲深刻揭露了專制君主的殘暴和貪婪,他指責君主在爭奪天下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原君》)。

  黃宗羲還指出,天下之治亂與一姓之興替是無關的,“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原臣》),即一國的治與亂要看人民是否幸福,而並不在於由誰來做君主,而在於是否以萬民的切身利益為目的。否定了專制君主將萬民幸福繫於一姓的謊言。

  黃宗羲還從“法統”的角度對“三代”以後的君主統治予以徹底否定,指出“三代”以前的“法”都不是“為一己而立也”,是公法;而“三代”以後的“法”都是君主為了保護自己私家的利益而設立,都是私法和非法,“可謂之法乎?”(《原法》)。

  黃宗羲批判傳統的“仕於君”的思想,認為臣不應該仕於君,應該仕於天下:“故我之出而仕,為天下也,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臣》)。他呼籲天下仕子“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為天下”的君道——筆者注),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原臣》)。他認為君與臣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而不是主仆關係,也不可以“父子”相比擬。“是官者,分身之君也”(《置相》),君與臣的差別只是為天下服務的分工不同而已,君與臣的關係應當猶如共同抬大木者,“前者唱‘邪’(),後者唱‘許’(hu)”(《原臣》),齊心協力,共事天下。這就對傳統政治的“君臣父子”和“君為臣綱”等專制倫理予以了徹府的否定。

  黃宗羲的以上觀點,體現的是一種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思想家們根本未曾有過的、嶄新的“民主”的思想,而不是傳統的“民本”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是以“民”為主體,而“民本”思想則是以君主為主體,“民”只是作為君主政權的關鍵成分而已),它與“主權在民”思想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

  在具體政治方面,黃宗羲主張對君主進行權力制衡和分權,主要設想有三:

  一是以相權制約君權。他追述遠古時天子禪位傳賢不傳子的風俗,感於後世傳賢之風在君主承嗣上已是不能,而宰相之選尚有傳賢之遺意,提出設立宰相職(明洪武以後廢宰相位),在君主昏暗時,宰相可以補救君主之不賢。他認為日常政事也不應完全由君主一人獨斷,而應該“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筆者注)無常員,每日便殿議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諫官東西面,以次坐,其執事皆用士人。凡章奏進呈,六科給事中主之,給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議可否。”經過君臣商討,然後“天子批紅,天子不能盡,則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均見《置相》),此時天子批紅也好,宰相批紅也好,都不只是天子或宰相單獨的裁決了,誰批都一樣。這樣,君權得到了限制。

  二是提出以“士權”限制君權。黃宗羲提出,應該在全國普遍設立各級學校,並讓學校起到以下政治作用:第一是向國家提供政治人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黃宗羲提出應該使自天子至地方官員都要出自於學校,目的是讓天子以至於地方官員都要具有和保持“天下為公”的德性,並讓他們切實具有治理國家的才幹;第二是作為人民代議機構,進行議政,並對國家和地方政治以及君主、官員進行監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黃宗羲認為學校應當由當世大儒充任太學祭灑,並且給於祭灑酒與宰相相等的政治地位,並在每月初,天子百官都應該執弟子,到太學接受教育;地方學官不應該任命,而應該公議選舉:“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每月朔望,“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如果郡縣政事有闕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學校實行普及教育,天下子弟“皆裹糧從學”(以上均見《學校》)。

  黃宗羲要求以學校來參與國家政治的另外一個目的,是想通過學校來逐步宣化社會,使“朝廷上下,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最終使得整個社會充滿民主的氛圍。

  三是以地方設方鎮以去除集權之弊。黃宗羲認為應當在邊疆各地設立方鎮,並給方鎮以充分的自主權,使得方鎮有一定的力量制衡中央權力。

  黃宗羲要求實行井田制,以實現社會的“均富”,減輕人民對國家的負擔,改善萬民生活,這既是一項國家經濟措施,又是一項社會福利措施。井田制是中國古代的農村公社式的經濟形式,由國家依人口授田,將所授之田以“井”字均勻劃分,交受田人耕種,收穫時,受田人將其中一塊田的收成作為賦稅上交,其實即是“什一稅”。

  黃宗羲的以上政治和社會理想,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它標識著中國先進的知識份子開始從制度上來認識社會、政治和歷史,開始把“治國平太下”的途徑,從單純地重視“修身、齊家”,而發展為進一步重視對腐朽的專制制度改革。三百年後的民主主義改革人物梁啟超曾自稱深受《明夷待訪錄》思想影響,“在三十年前(梁書成於1923年——筆者按),我們當學生時代,實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興奮劑,我自己的政治運動,可以說是受這部書的影響最早而最深”,他盛讚道:“梨洲有一部怪書,名曰《明夷待訪錄》,這部書是他的政治理想。從今日青年眼光看去,雖像平平無奇,但在三百年前——盧騷(即盧梭——筆者注)民約論出世前數十年有這等議論,不能不算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又稱道黃宗羲的言論“的確含有民主主義的精神——雖然很幼稚——對於三千年專制政治思想為極大膽的反抗”(均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黃宗羲的民主精神對後來的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都曾起到過很大的思想啟蒙作用,梁啟起和孫中山都曾秘密印刷過《明夷待訪錄》,並廣為散發。無怪乎此書早在乾隆年間即被列為禁書!

  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當黃宗羲的“民主”理念在中國首次登場時,歐洲的民主思想尚未傳播到中國,盧梭等人的社會契約說也尚未問世,因此,可以說黃宗羲的民主思想完全是自發的,土生的。現在有人說“民主”是西方世界的東西,但是我們從黃宗羲的思想中卻完全可以找到符合現代民主政治的概念的雛形成份,比如“人民主權”、“權力制衡”、議會、代議制、社會監督等等內涵。由此可見,“民主”並非只能存在於西方,它不是“逾淮成枳”的“橘”!

  黃宗羲七十九歲時,在其父墓旁營造了生壙,並在墓穴中置一石床,不購置棺木。1695年,黃宗羲逝世,享年八十六歲。臨終前寫《末命》一篇,囑家人在其死後僅用棕櫚抬入墓中,只墊覆一褥一被,穿戴角巾、深衣(明代以前的古代裝束,因明朝已亡,故不穿明服,不仕滿清,故不穿滿服),不用棺木,以讓遺體儘早腐化脫離滿清世界,並要求不做七燒化,不收親友銀錢,唯獨若有友人願在其墳頭植梅五株,則應代他稽首道謝。體現了他不事異族,懷戀故國的內中情懷。

                                            節錄自http//www.zhmz.net/articleshoww.asp

 

二、影響中國的100本書 之《明夷待訪錄》

----明末清初的“人權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佈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本,秘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詩曆》、《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劃時代的反帝制的光輝著作——《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黃氏在《原君》篇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黃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法》)。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制度,而改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內閣制的因素,他認為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宰相既當責任內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無不得達”。

    黃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黃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工廠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我國封建社會,一向是“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三》)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徵兵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地方的豪強所霸佔,賦稅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複社紀略》)。黃氏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稅。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黃宗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復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為土地應收回為國家所有,然後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

    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田制三》)

    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佔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人。

    《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著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的,設計將來的新世界,是值得稱讚頌揚的。他不愧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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